在年底的寒气里与阿蒂拉・尤若夫相遇。窗外的黄叶在飘飞，引得积年尚未烂掉的腐叶一起飘飞。池塘和水洼在闪烁。大风中的坚硬之物，除了钝响或沉默，不会有别的。冻土上的灌木丛枯瘦而坚硬，不曾移动半步，可它们却被震颤着的无尽头的铁轨带往远方。
我不认识阿蒂拉・尤若夫，甚至从未听说过他。在匈牙利
傍晚用长柄勺舀出沉寂。
我是它的一片温暖的面包。
天空正在歇息，群星出来
落在河上，在我的头颅上闪耀。
――《一个疲倦的人》
读着阿蒂拉・尤若夫的诗作，不知怎地我竟不断的想到海子。阿蒂拉・尤若夫刚刚被翻译过来，海子生前是不可能读到阿蒂拉・尤若夫的。他俩之间隔着无底的深渊，但并不妨碍他们可以在某些方面非常相像或相近：灵魂的漂零感，幼年时代苦痛的追忆，对乡村和母亲的缅怀，失恋情结的郁积，对死亡意象的偏爱，尖锐的、超现实的风格，甚至对太阳的炽烈狂恋。更不可忽略的是，尤若夫也是卧轨自杀，他死在１９３７年，年仅三十二岁。
在我看来，这本薄薄的诗集有一个关键词像：“在铁轨附近”。阿蒂拉・尤若夫的生存、幻想、苦痛以及死亡大都与铁轨相关，它们或远或近，或上或下，或虚或实，皆环绕着“铁轨”发出或尖利或沉郁或炽烈的呐喊、叹息与浅吟。“我住在铁轨附近。／火车带着闪耀的窗户／来来往往。／它们是被照亮的日子的疾行。／诗人站在小小包间里，／肘部支撑着身体而倾听。”（《意识》）事实上，尤若夫贫穷的少年时代的家便距火车站不远。他在自述中写道：“那时我九岁。母亲一早出去工作，很晚才回家。父亲两年前就离开了这个国家。……我喜欢赤着足从春天走到夏天，并且我从火车站偷来柴火时，我感到像英雄一样。当他们抓住我并且痛打我时，我不时感到疼痛，然而没有这些危险我就不会有英雄感。”火车站和火车是距铁轨最切近的场所，它洞穿并凝集了尤若夫对存在的记忆和运思的内核，成为诗语中频频出现的标志性意象。例如，《就座，伫立，杀戮，死去》一诗，超现实地呈现或象征着他一生的遭遇及最后的结局：“从这里推开这把椅子，／坐在一列火车前面，／极为小心地攀登一座山，／把我的包裹抖进山谷，／把一只蜜蜂喂给我的老蜘蛛，／拥抱一个年老、年老的女人，／啜饮一道美味的大豆汤，／踮着脚尖行走在泥淖上，／把我的帽子放在铁轨上”。在我看来，文本写作与分析若完全拒斥现实或历史因素，那将是行不通的。关键是，历史因素应该被限制在怎样一种构成之中，并且当它进入时已转化成语言的虚构，一种无法等同于现实的存在物。
冬夜。
像它体内的一个更小的夜晚
一列货车
到达低沼地
星星在它的烟里盘旋
摇晃着穿过
深不可测的无限而被熄灭。
――《冬夜》
看得出来，他的诗具有一种燃烧着的独特内在性：表象下面的内在真实和内心真实。铁轨不仅象征或通向残酷的命运，而且它肯定将伸延到那个在冬夜里低诉与抗争的心灵。因此在它上面奔驰的岂止是火车？“冬天依然／在市镇上空涌流／然而黄色冬夜的光芒／在蓝色的霜上／在闪亮的钢轨上奔向城市”（《冬夜》），“一个人本主义的世纪把我从我的爱情上撕下，哦／／轻轻拂去的悲伤。……他们甚至不知道天空已经／驶入了钱包”（《严酷》）。在尤若夫这里，“铁轨”作为根词具备了宽大的承载性和虚无性，它从黑暗和寒冷中长出众多的干词和意象。读读《货物列车》吧，它就行驶在诗人的内在深处，命运之轮的敲击声如此清晰可闻：“货物列车正在靠站。／一种缓慢的铿锵声／轻轻铐住／沉寂的风景。／／月亮像一个逃犯／自由飞翔。／／破碎的石头歇靠在／它们的影子上，／为它们自己／迸发出火花。／／它们以前从未像这样／处于恰当的位置上。这沉重的夜／从什么巨大的黑暗／劈砍下来？／它落在我们身上／像一块铁落在／一个尘埃的斑点上。”尽管“沉寂的风景”被“轻轻铐住”了，但那“破碎的石头”和“月亮”在话语维面上呈现着两种向度：面对与逃离。真正的诗人都无法回避这种悖谬关系。阿蒂拉・尤若夫是面对者也是逃离者。他在面对中逃离，在逃离中面对。一方面他必须“遵循现实那沉重的轨迹”，另一方面又必须像天上那个“逃犯”一样“自由飞翔”。虚与实，言与思，此与彼，重与轻，便在这悖谬关系中展开与模糊，并倾诉着这样的愿望：“购买一张通向／自我的旅行票将是／美好的。它肯定在我们内心某处。”（《阿蒂拉・尤若夫》）当然，“在铁轨附近”并非全是不幸和磨难，爱的温暖也与“火车”相关：“我幸福。我的爱人／在我身边缝纫。／我们倾听一列陈旧的／货物列车驰过。”（《夏天的下午》）“我把她搂向我而她闭上／她那在镜片后的眼睛。我们总被搅扰。／／火车离开了。”（《巴拉通萨尔索》）
阿蒂拉・尤若夫写给母亲和乡土的诗与海子同类诗惊人的相似。他们都在回忆中写到母亲晾衣的细节：“她提着一个吱嘎作响的洗衣篮，／轻快地走上阁楼。／／……她走上去缄默地晾衣服，／她并没有责骂，她并没看我，／而衣服闪发微光，低语着，／在风中高高地摇晃。”（《妈妈》）。《村庄》这首诗在语言构成上具有一种冲击力和穿透力：“农夫，粗野的、说话缓慢的／虚弱的农夫在沉睡。我坐在小土墩上，像／悲伤坐在它们的心上。我在守夜。”我在想，为什么死亡意象在诗中总是与女人或母亲相关？它是否源自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恋母情结？在《剧痛》这首诗里，诗人要将生之“剧痛”，失恋之“剧痛”通过万物告诉她们：“是谁说我必须／在她观看死亡殴打我之际／独自忍受痛苦？／／……战马，公牛，／为了拖拉主人的轭而被阉割，／对她吼叫：剧痛。／／缄默的鱼，／当你们咬钩时／对她张口：剧痛。”读过海子《死亡之诗》的，都不会忘记那“麦地”、“少女”和“如一束芦花的骨头”：“当我没有希望坐在一束麦子上回家／请整理好我那零乱的骨头／放入一个小木柜／带回它／像带回你们富裕的嫁妆／／但是，不要告诉我／扶着木头，正在干草上晾衣的／母亲”。死亡意象与女人或母亲相关联，其实是一种更内在的死亡意识和生命意识，她们成了不幸和生命的缘由以及倾诉的对象。至于对太阳的热烈狂想与期待，二者也有某种相通点，只不过尤若夫仍不忘抓住“列车”意象：“太阳那燃烧着的列车／奔驰过忧郁的门廊。／／去吧，你的脚印／不再令人伤痛／／沉默。／只有一种溅落声，／我把我那肥胖的鱼放回河里。／一声低语，／我把我那脆弱的鸟放回田野里。”（《看吧》）“当我呼唤太阳系，思想的冠顶／测量我的高度……／／时辰枯萎成压抑的梦幻／一个紫罗兰花园在城市上空一寸寸游动。／一列火车奔向它们，细长的塔楼／在泪水的影子中对它们哭泣。”（《我扔它》）
难能可贵的是，阿蒂拉・尤若夫坚持着独立的思想立场，他关于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出路的观点是超前的，一针见血的。他认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前面没有出路，除了加入两个阵线当中的一个，为了无论有多少‘独立的善良愿望’的简单原因，一个人不能在两条战壕之间的机枪火力中耕地，相反这种工作可以在没有阵线后面得以实施。帝国主义并不通向自由，这一切无需证明。布尔什维克许诺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直到现在知道了的事物的自由。但无论怎样，人类都如此厌恶这个世界通过计划生产和劳动划分而仅仅带来在几代人后的人类的物理的、身体的改善，即使那时，如果取代被帝国主义制造成一种不可能的抽象的自由之后的呻吟是值得的，我们也会参加反对那种自由的真正的提供者的斗争。”（《致姐姐露西的信》・１９２７年）自由是不可能被提供的。它不是暖气片、面包、香肠以及夜晚的灯火。自由被提供就意味着非自由，那只类似于囚禁中的“放风”，而不可能是真正的自由。任何集团主义都极力扮演着自由提供者的角色。年轻的尤若夫的警惕和警告是先知式的、非同寻常的。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他的观点的正确性。
尤若夫在面对与逃离中对现实和命运坚持思考与写作，这最终让他体悟到一个大虚无，一个坚硬如存在本身的虚无。“虚无，虚无，虚无，虚无，虚无。／让它存在，因此它才不会存在。／／……小车发出隆隆声，百叶窗嘎嘎作响，／大海雷鸣，人们在群集。／角落上那幢简陋房子使我生气／它就像一个孩子脸上的皮屑。”但即便是“虚无”，它也与“火车站”密切相关：“这是一个不熟悉的早晨，还是一个我自其而来的／异国火车站？／／我没有行李。／有那我忘记了的东西――也许如果我想起。／其一：虚无。／其二：虚无。／其三：虚无。／听起来很特别，就像那／空无一物的火车站。”（《虚无》）可见“在铁轨附近”，还有一个老子式的体悟虚无的智者。饶有意味的是，《铁轨上的醉汉》一诗，似乎就是诗人的自画像：“仿佛跟他的爱人躺在一起，／一个醉汉在铁轨上跟他的酒瓶睡在一起，舒适地打鼾睡到黎明，知道／夜晚已经远去／／风夹杂着种籽吹进他蓬乱的头发，／把他包裹在雾霭里／因此他没有移动，除了一个／奇异地鼓起的胸膛。／／就像一个铁路枢纽，他的拳头的坚硬；／他可以像睡在母亲膝盖上那样睡在那里；／他也许褴褛――他是个年轻人。／对太阳来说没有空间，天空是灰烬；／只有一个醉汉在铁轨上，／而远处传来大地的隆隆声。”
能听见“大地的隆隆声”的人是有福的。这是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属于大地的诗人。冬日里的阳光依旧是惨淡的，萧索的，但它在照到铁轨的一刹那却变得异常强烈了。“自从你离开时起，这里的事物就更冷”。我们还能看见他遗放在“铁轨上”的那顶“帽子”吗？
（《阿蒂拉・尤若夫诗选》，董继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月版，１３．００元）
 |
